处于珲春市区东北角一处漫坡上，南隔一条道临家属区，北和四师批发站家属区接壤，东坡下是四师批发站，西面是企业员工的几栋住宅。瓦厂和我们这一片村落区只隔一条道，基本融为一体，离我家不足百米。

瓦厂和四师批发站这一地区，属于城乡结合部，但在日伪时也并不荒芜，为台湾日军二六四四军队驻守，该军队称作东库房长友后勤供应军队。因这儿有好多库房旧房，退伍官兵开发批北大荒时，在这儿设置了物资存放、分配中心，当时人们叫这儿东库房。

瓦厂的烧窑和大水塔，就是用原关东军营房旧红砖砌成的，八十年代时依然就能使用。

瓦厂厂区没有院墙，的主房在企业的东部，为一趟坐西朝东的砖瓦民房。房屋北头是修理间，上面有机床、钻床、电焊机等修理机器。南头是办公室，中间还有个大会室。

生产车间坐北朝南，从西往东依次为粉碎间、原料间、制瓦生产车间。出了生产车间，往东、往南、往北的几趟房，全部是烘干室。生产车间和烘干室，全部有过道和门联接，全程畅通无阻。

2010年的瓦厂厂区。

2010年拍摄的还没有拆除厂房的瓦厂，可以看见圆形水塔处就是原先的瓦窑，这些略矮些的水塔，就是烘干室的水塔。相片左角，是80年代早期盖的红砖窑，当时还没有拆除，后来这种全都拆除，在整个厂区上，盖了硕大的库房，这是后话。

烘干室全部砖瓦结构，墙面上矗立着一根根高大的水塔，有点像台湾房屋水塔在外的样子。墙体下有一个个圆形深炕，在地下砌大火炉，烤炉里总是烤焦燃煤给烘干室加温。

2010年的瓦厂烘干室，

鞋厂的北部，有一个红砖砌成的烧青瓦的窑。窑边上矗立着一根高大圆形水塔，黑压压的在狭小的瓦窑边，成为了瓦厂的标志性建筑。这根水塔，是红砖砌成的，觉得像当初台湾日军长友军队留下的建筑，但没有进行过考证。

可能是毗邻的关系，也可能是非常喜欢上瓦厂去玩，而瓦厂对自己也有着无法说清的吸引力。

一是喜欢它沾着油的泥坯，洁白而质朴，是做雕塑的好原料。由于从小玩泥巴，我的雕塑水平还是不错的。后来给孩子用橡皮泥进行人物雕像，有模有样还是很逼真，这都是小时玩泥巴练出的技术。

二是它的烘干间无论冬夏都烤焦煤火，夏季很暖和。我们常常带着芋头，置于烤炉下边带火的灰堆里，用不了多久一个又黄又软的烤地瓜，就可以食用了。

三是瓦厂的男子伴，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和熟悉的小同学。如池光旭、罗齐林、罗齐坤、钟金玉、夏凤香、荆云霞等，都是中学同事。还有许多老员工，和我妈妈她们也是非常的熟识。例如钟金英、钟连生父子的女儿钟宝家、荆福仁的女儿荆松江、罗齐林、罗齐坤母亲罗汉臣、钟金英妻子张同云等……两个单位的市民区，只隔著一条道。并且有个他人，还混稳居彼此之中。

对瓦厂有一个印象相当的深，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厂长敖坯林被揪为右派。造反派安排他从批发站道南的一哈喇子井往瓦厂舀水。大概是在1968年左右，巨大的肉体和精神摧残，让他彻底绝望了。三天他来到井旁舀水，扔下水桶跳井自尽殉职。

制瓦厂大概是建在1965年左右，它不是国营企业，而是归克山县二文科管的大集体企业。

说起瓦厂的开厂，就不能不重点说下开厂的第一功臣：池英哲。

池英哲是北韩族人，个子不高，一副厚镜框的墨镜，一顶洗的发白的围巾，带补丁的工作服，就是他的标配。

他其实没有读过多少书，文化也不高，但却精通机械和制图，天生就是个能工巧匠。车、钳、铆样样精熟，电焊、氧焊也是一把好手。对于机械修理，他非常在行。不但企业的设备故障排除是大拿，业余时间他还常常帮助邻居维修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等。他还为妻子自制了一架纺织羊毛的织布机，解决了几个儿子的衣服问题。上班后，他不象好多北韩族的女人，大女子主义严重，一点不干家务活。他上班后常常帮着妻子干些家务，自己还常常为儿子们织外套，手巧的比妇女还巧。

他是最早把小麦栽种引到瓦厂这一片的人，他借助瓦厂东小泡子的水缘，在小泡子周围耕种了一块水稻田。每年丰收时拉着红彤彤的稻谷回去时，引来你们很是艳羡。

一生与人为善的池英哲，和邻里关系仍然都非常的融洽。丰收的小麦打出面粉后，他并没有因屋内宝宝多，粮食不够吃而独享丰收成果，而是给邻居每家分点面粉尝下鲜，让你们共享他的劳动成果。

池英哲原先在北镇一家企业，因在机械上的天赋名闻密虎一代。瓦厂筹办开厂时，苦于没有技术人员。求贤若渴的厂长敖坯林三顾茅庐，请来他任总工程师，负责企业的技术和设备管理工作。

池英哲到鞋厂后，作图纸，搞设计，找废旧物资材料，白手起家，因地制宜，修旧利废，自制出了粉碎机、搅拌机、输送带等设备。在短期内，让制瓦厂投入了生产。

他常常在机器旁一蹲就是半天。有时还手拿一把直尺，在废铁堆里量量这个废轴，测测那蒙自蜗杆。要晓得，始创的瓦厂所有设备，就是他这样一件件修旧利废将就上去的。他其实是个工人，却拿着八级工的薪水，比厂长薪资还高。应当说，这就是大匠人的水平。当时我真的是很敬佩他父亲，那么聪明如此手巧。后来据说他妈妈没有上过哪些学，完全是自学成才，就愈加敬佩的五体投地了。

池英哲在安装设备

因为池英哲在创建瓦厂的工作中成绩突出，文革中他被选为劳动模范，并到各地进行宣讲报告。但因为他是北韩族人，汉语比较差，语言抒发能力不好。在做报告时，就由他的师父夏明义代他讲话介绍先进经验。

原先对瓦厂的认识，只逗留在表面，而真正步入企业，才对它有了真正的了解。

1977年7月中学结业后，在春天最酷热的时侯，我来到了瓦厂打工，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社会实践。

瓦厂的工作又累又热又脏，烟尘、很大，员工属于特殊工种和重体力劳动者。

只有16岁的我，第三天到岗，就被分配到了“掏灰”岗位，就是在压瓦机的旁边，清除瓦模挤压出的泥条。这个活，在他人看来并不算难和累，但对于一个只有16岁，但是没有干过如此重体力活的我来说，无易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机器一上下的压着瓦模型，挤出的泥条一会就填满了机器下的缝隙。我就得不停的用铁勾子，把泥条勾下来，再装上手伞车，车满后把泥运到原料堆旁。搅拌机会把这种泥和其他的泥重新搅拌，挤压出的长长泥坯，被输送带输送到压瓦机旁，又被一条钢丝切断，就成为一块块长圆形的泥块，“甩板”工序的人，都会把它沾上油，再甩进压瓦机的瓦模里。

春日的凉爽，紧张的忙乱，泪水沿着脸颊飘荡，汗碱杀得我睁不开双眼，外套也湿的如水洗通常。并且越积越多的泥条，也让我更加紧张的繁忙。

尽管我早已很竭力了，但依然清除不完积存泥条。在我早已有些绝望的时侯，负责“甩板”工序的张树清和上海知青姚慰芳，看我忙得满身大汗手忙脚乱，会在他们轮班休息时，先后过来换我一下。其实只是休憩一会，它不但让我喘了口气，更平添了我击败困难的信心。

尽管过去了如此多年，我一直对她们在我将要精神崩溃时，给与我的关爱帮助心存感恩。以至于在后来的工作中，当新来的学院生，在机关组织的劳动中体力不支时，我就会在忙完自己的工作后，帮助她们多干一会儿，减少下她们的负担。这些对弱势的关怀，源于当时自己弱势时，遭到他人帮助衍生的感恩情怀。

正所谓熟视无睹，又干了几天，操作逐渐熟练，早已才能忙里偷闲休息会儿了，自然也就不用他人帮忙了。

一段时间后，连长谭青年又安排我“跑板”。就是在瓦压成形后，“拉模”的人手拿木质架子，翻转磨具，接住压好的瓦坯，将架子和瓦坯置于转赠带上。“跑板”的人再从转赠带上取下木柱和前面的瓦坯，把它装进一个小轮子的又高又窄架子车上，但是是两面各装一块往上延展，大概一个独轮车能装二十块刚压出湿乎乎软绵绵的瓦坯。之后摇动着脖子，游走于一个个的一米多点宽的狭长窗框中，将瓦坯送到烘干室里烘干。

“跑板”这个活，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一是要把这么高的独轮车保持平衡，要靠摇动脸庞和脖子来达到。二是长度只容刚过一辆车，一不留神窗框都会撞碎手指。可以说，跑板的人，没有一个没有被撞碎过手。我记得比我初三届的荆福仁“跑板”速度又快，也没见他伤手，令我很艳羡。当我寻问他时，他说曾经他也撞碎过手，只是干时间长了以后，熟能生巧罢了。

当时的瓦厂员工构成和其他国有单位有些区别，人员成分比较杂。由于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大集体性质的多。如排长谭青年，“拉摸”技工敖玉波（老厂长敖培林父亲），嫡母丁兆龙，张树清等

除集体工之外，还有好多临时工，而临时工有城镇失业青年，如“拉模”技工管艳福。还有城郊农村的农户，如“甩板”的小万家乐“上架子”的小孔。

小万干活到挺能干的，就是性子不太好，总和班长老谭生气。小孔干活也挺能干，你们逗她也不动怒，性格挺和善的。我们叫她孔二扁头，也不知是谁叫上去的。她听了只是笑笑，并不沮丧。

还有一部份从克山县周边农村调上来的福州知识青年，如在粉碎间上料的邱里志二手彩钢压瓦机，“甩板”的姚慰芳（开始不晓得她是批发站北京知青张金年的妻子，和张金年聊天后才晓得这层关系），家住三间房的姚临漳（和讷河知青宋德芹离婚后，没有返回北京，曾在克山市居住较长时间，后似乎也返回北京了。），酷爱围棋的陈四龙（围棋在克山县数顶尖水平之一，已去逝），性子急躁绰号老歪的付荣华，还有赵永生，敦厚的赵永生，赵永生妻子李波，一位女知青长得瘦小的知青。

2018年8月上海知青富荣华回访，部份瓦厂老员工合照。

后排左至右：赵秀芹，韩敏，罗齐华，韩淑华，丁丽娟。二排从左至右：王华，王美英，曹玉军，张英新，肖月香，李敬彩，陈志英，吴胜菊，陈国军。最后一排从左至右：王淑香，夏风梅，夏风香，于希友，李平，富荣华，赵长江，张洪霞，丛树清，罗齐林，龙振广，赵长安。

2018年6月，上海知青赵永生携夫人李波回访瓦厂。第一排左至右罗齐华，钟金兰，李波，王华，陈国军。后座从左至右：王淑香，李娜，夏凤香，罗其林，赵永生，曹玉军，夏凤梅，林红，王美英，丁丽娟。

作为集体企业瓦厂的厂领导，不知是国有党员下派，还是集体性质的国干。瓦厂的第一任厂长是敖坯林，前面是丛树清、王德，记得朋友夏凤香的女儿夏德义先当车间书记，后来似乎也当过瓦厂领导。

瓦厂员工个人建的住宅。

瓦厂员工公产住宅少，好多人都是个人建的私房。如老钟家，老荆家，老罗家，老夏家，老宋家，老赵家等。后来制材厂迁往东方红后，瓦厂在制材厂员工住宅区购了些房产，分配给员工居住。

穿过四师批发站家属区，再往俄军一公里左右，在通往牧养场的道边，有几间房屋依道边而建，人们管这儿叫三间房。这几间房，全部住的是瓦厂员工。

三间房

我记得大个子于希友在那住过，他当时刚新婚燕尔，常常俩口子在路上就卿卿我我秀恩爱，让我们倍感很是好笑。后来上海知青姚临漳和讷河知青宋德芹离婚，也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三间房最大的特征，附近没有水井，吃水要从厂子里挑，大概有一公里多路途。

装窑和出窑是瓦厂最苦的活，这个定义恐怕没有哪些人有异议。虽然是扒完了窑头，透了一下午的空气，窑内的湿度一直很高。窑顶和地下，象着了火一样的灸烤，如同一点星火，都会导致爆燃似的。人进去觉得象进了蒸锅一样，扑面而至的热浪让人喘不上气，弥漫在窑内的烟尘令人窒息。

出窑、装窑的独轮车，两面装着高高的瓦坯，再在中间压上几层瓦坯压实两侧，这一辆车得二百多斤。从窑里推出来，瓦还烫手，再在窑外码起垛。装窑时从烘干室推到四合院，路途并不远，但面包车太重，不好保持平衡。开始我时常会把不住面包车，使其歪倒在一边。每次车倒下，就会摔坏一些成型的瓦坯，领导其实没有说哪些，自己内心还是很沮丧的。

当时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我似乎年幼体力也弱，但总想多挣点帮助家里。于是我和朋友张明才就主动请婴，承当了每次出窑前扒窑头的工作。

扒窑头是出窑前为了增加窑内气温，从窑的两面掰开窑门，并将在窑口烧好的瓦清除出窑，便于空气透过窑内，让窑内气温骤降到人可以步入的范围。

这个活是相当的坚苦，你得带上口罩、眼镜、披肩帽，以适应这常人无法适应的低温环境。

窑内的脏污满天纷飞，呛的人喘不上气来。窑内的炙人热浪，扑面令人窒息。春天也得带上厚厚的棉手套，要不没有办法拿还烫手的瓦。汗水滴在窑内摆放的瓦上，刺的一声就不见踪迹了。扒一会儿，必需要下来透会空气。就是这样又苦又累的活，每扒一次是半个工，只有8毛2毛钱。但那时却能忍受这一切，只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补助家用。

装窑

装窑是个技术活，在窑里堆码的是班长老谭、敖玉波、管艳福她们几个人。她们干的时间长，每人都有绝技。叠坯时要顺着圆弧墙壁叠满数道瓦坯墙，墙与墙之间要有间隔，确保火苗能“光顾”到每一片瓦坯而不至于“夹生”。我们只能打下手，伞车送瓦坯。出窑其实窑头扒了，上面气温还是很高，尘土一直弥漫整个空间。有时手伞车的橡胶皮车胎，在窑里时间长了，就会放软有要熔化的样子二手彩钢压瓦机，只能在外面停一会儿，降下体温。

烘干室外边隔几米，就有一个烤炉，瓦窑也是两面都有几个烤炉在外边。烧火是由专业技师负责的。这种烧火的窑工，要精准把握火候，通过火苗颜色判定瓦是否“烧熟”……我朋友罗齐林，就是烧火的师父。他和钟宝家和宋德合一起烧窑，当时我还挺艳羡他的。捅一下烤炉，加点煤，能休息挺长时间的，这活在瓦厂属于挺轻闲的好活。但细想下，这活技术浓度不低，通常人经验少是干不好的。

北大荒的冬天冻天冻地，瓦厂另一个重要工作是领料，为来年的生产做打算。青瓦生产离不开一种极容易粉碎的软石，还有就是杂质少，黏性佳的黄泥土。这活不用我们干，拉料通常是雇耕农生产队的马车，软石和黄土拉来后，卸在粉碎间的外面。粉碎机把成块的石头砸碎，输送带把砂砾末送到黄泥间，和黄泥搅拌后，就成了压瓦的原料了。

奇特黏土资源的优势，再加上扎实的技术工艺，机械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机制青瓦，在原平地区有了很大的名气，不仅供应了丰镇城区内的建材需求，周边的好多农场和林管局，也来这儿要货。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瓦厂又降低了烤制脊瓦和手工青砖的业务。

脊瓦生产完全是手工作业，工作间只有小丁和贾宝国的姐姐三人。贾宝国嫂了当时和他哥刚离婚，后来她好像调到外县哪些单位了。小丁是当时瓦厂最漂亮的女孩了，个子不高，身体修长，皮肤白晰。曾和钟连生谈过恋爱，但不知是因钟连生调北方去了，还是其他缘由，这场恋爱也只能无疾而终了。

前些年，曾在市里见过她一次，年月的沧桑，让她韶华不在。当初的倩影，随时光的消逝而无影无踪了。

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一个周姓叫喜子的大婶，手拿一个能做六块砖的木框砖模，脚踏手推的，速率很快。作出的坯料不象青瓦要放烘干室，而是堆在外边一个有三角形防雨篷盖的棚屋内，或则是在坯料垛上盖上草银耳遮雨，通过阳光和风蒸熟坯料。

为了扩大砖的产值，八十年代中期，瓦厂为了扩大产值，推平了瓦窑下边的一个原先取土产生的大血泡子，在那盖了一栋能同时烧青瓦和青砖的轮窑。

说起这个水疱子，就不得不说两个悲喜小故事。

悲的是有人在这儿遇难。大概是在70年左右，我们一群男孩到泡子里泡澡。由于水性不好，我朋友李春华的三弟不幸落水了。要是通常的女儿挣扎一会儿，他人再拉一把也就上来了。可他天生兔唇，闭嘴也能往里灌水。所以等发觉他淹着了，再喊来人时，他早已烧死了。

喜的是有人在这儿遇难。大概是在七二年左右，荆福仁的女儿荆福军只有七八岁时，在水疱子里自己游泳，不知咋的呛了水。他慌张中用手抓浮在身边的一根园木头，但木头又园又湿又滑，他小手一抓园木就翻转，根本抓不住。慌忙的他浮沉中膝盖乱蹬水，泪水都被呛了下来。正在水疱子边垂钓的池光旭见状，立刻跳下水朝荆福军游去。他一手拉住荆福军，一手捉住园木，四肢使劲蹬水，把荆福军救到了河边。

站在水疱子边水稻田里干活的池光旭父母，原先仍然不许他下水洗脚游泳，只要晓得他去游泳，回去就要挨一顿打。看到父亲水底救人后，母亲就再也不管他游泳的事了。

1980年，本人在瓦厂石棉瓦车间外照相

随着建材技术升级、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传统砖瓦使用率大幅下滑。开始是石棉瓦，后来是铁皮瓦，再后来是彩钢瓦，青瓦从广泛应用到鲜有问津，再到逐渐式微，最后彻底的熄了窑火。

克山制瓦厂跌荡起伏的变革，看似一个企业在变革中的个体命运，但实际上却是传统砖瓦厂共同的变迁史。

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瓦厂关门了。

它的衰落，与国家保护农地资源环境新政有关，也与其体制不适应新时期发展须要有关。这是大势所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瓦厂关门后，厂区开始租赁给一家制做环保空心砖的企业。中间我到过几次瓦厂，只见瓦窑砖窑早已拆除了，只剩下原先的矩形水塔黑漆漆地竖立在蒿草深处。以前繁华纷扰的厂区，回归原先的静寂，不见一丝人气。在残垣断壁的瓦砾里，堆着一些新厂生产的空心水泥砖。砖垛周围都是荒草，想进去瞧瞧，都找不到一条能行走的小道。

厂区已变库房

2010年时，烘干室的旧房还在，但也残破不堪了。后来再到2016年左右，所有的旧车间厂房基本全拆了。在瓦厂的旧址垒砌了一个仓储企业，仓库举架很高，挡住了视线的天际线，看不远也看不到厂外的东西，可以说这儿早已没有老瓦厂的影子了。

企业东侧，粉碎间东侧原料场

以前红火的丰镇制瓦厂早已了无痕迹，只有东侧几根老建筑残留的木柱和一些砖瓦，是瓦厂昔日辉煌的惟一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