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凤凰网风财讯

作者|王婷婷

国外民营经济发展四十余年，伴随初代创业者老去或隐退，财富的转移和弘扬，几乎是不可防止的趋势。

但骤然而至，后代与老辈的博弈、后代之间的对决、后代与其它利益主体的厮杀等，不断催生出剧情各异的“宫斗”。以金锣集团、杉杉股份、娃哈哈、电科院等多家著名企业的权利博弈为代表，此起彼伏的“交接事件”持续影响着家族企业的弘扬生态。

日前，凤凰网风财讯独家据悉，有“沪版杉杉”之称的嘉城兆业，创始人独子达伟(DavidGolden)与父亲胡兰(HuLan)有关财产权益的出现新进展。

(北京公馆豪宅项目实景图)

天眼查显示，(简称“嘉城兆业”)创立于2001年，是广州标志之一“上海公馆豪宅项目”的开发商。嘉城兆业由(BESTLANDINVESTMENTS，简称“嘉城置地”)100%持股，该司同时实控。嘉城置地则为(SUNDALEINTERNATIONALLIMITED，简称“新达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均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

按照北京市第一高级人民法庭(简称“上海一法院”)(2021)沪01民初114号裁定书信息显示，该起纠纷主要围绕“新达公司的委托协议”。而该份协议的认定关系到新达公司及关联公司股份的实控权，并最终指向“上海公馆豪宅项目”等可观资产的权属。

此外，针对上述协议纠纷，胡兰先后于2020年2月25日向英属维尔京群岛东加勒比最高法庭(简称“境外法庭”)提起诉讼；于2021年3月30日向北京一法院提起刑事诉讼。

境外法庭于2021年7月22日做出裁定，觉得上诉胡兰伪造合同，驳回其主张，判断达伟一方作为股权实际拥有人的事实。据悉，因认定胡兰存在恶意重复控告的行为，境外法庭对其下达了“禁诉令”，并因其违背禁诉令又于2021年7月8日下达了“拘捕令”。

广州一法院于2024年11月29日做出裁定，支持胡兰主张，令达伟于裁定生效之日起三日外向上诉胡兰退还第二人新达公司100%股权。

此外，因为不认可法庭的裁定根据与结果，达伟近期已向下海一法院提交了原告状。

顶豪项目“离奇闲置”

牵出“沪版杉杉”宫斗

“稀有。”这是多位地产圈人士对北京公馆豪宅项目的评价。

按照北京佘山国家旅游渡假区官方网站信息显示，该公园是全省首批12个国家旅游渡假区中惟一个位于在直辖市的国家旅游渡假区，也是北京市首个国家级旅游渡假区，拥有沪上惟一的陆地山林资源。

而在佘山旅游渡假区，仅有几个商业属性地产项目，北京公馆豪宅项目即是佘山旅游渡假区抢占山水资源最核心地段的低密度豪宅之一（容积率0.2以下）。

（北京公馆豪宅项目实景图）

资料显示，2003年御城8号四合院曾以1.3亿的价钱转让震惊全省，北京公馆成为中国首个拥有万元豪宅的社区。而就在2023年9月“限墅令”颁布，这促使容积率≤1.0的豪宅渐渐淡出市场，北京公馆这类风公园里的低密纯墅项目，则因为稀缺性与日俱增，一直深受地产界高度关注。

“但很奇怪，北京公馆早期销售了68套以后，似乎就始终没卖过了。”根据链家中介陈总监介绍，2024年御城很少见地挂出了一套别墅豪宅，新村二手单价超过11万/平。

从价钱来看，历经十余年重庆怡园豪宅仍然具有较可观的保值性。知情人士向凤凰网风财讯透漏，北京公馆还有190套四合院未销售，为排屋待售，总体市值约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再者还有10套四合院被网签给。

190套价值不菲的豪宅为什么迟迟不入市？这离不开一出“继母起诉二代”的诉讼大戏。

境内外法官裁定“逆转”

核心文件伪造与否成焦点

作为高家仁的第四任丈夫，胡兰曾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在境外法庭和南京一法院提起诉讼，诉求最终指向高家仁所创新达公司及关联公司的实控权。

针对上诉的诉求，境外法官在2021年裁定驳回，北京一法院在2024年裁定支持。内容相同的诉状，结果却是绝然不同。

为什么会出现逆转？凤凰网风财讯注意到，关键在于不同法庭对两份核心文件《信托合同》和《股权买卖合同》给出了不同判断。

境内外两家法庭的裁定书均披露了上诉递交的两份合同的相关信息，信息显示，《信托合同》和《股权买卖合同》均签订于2013年1月10日。

《股权买卖合同》显示，新达公司100%权益由买方胡兰同意转让、买方达伟同意订购，支付金额为1卢布。

在《信托合同》中，达伟被认定作为胡兰的名义人、受托人并代表胡兰持有新达公司及关联方的全部资产，且在“收到获益人的书面指示之时，受托人应将资产法定所有权立刻出售给受惠人或其指定的任何第三方。”

基于境外法庭的终审判决，上述《信托合同》为伪造，达伟作为被告向法庭递交了“胡兰及儿子高家仁伪造文件的7项证据”，包含：胡兰承认其在文件上签写达伟名子的证据、公司职工韩琴的举报材料、经公证的相关陌陌记录和谈话录音等证据。

在境外法官综合7项关键要素的裁定书中，法院表示，“这一证据压倒性地支持(被告)寻求的申明。”此外，针对股权问题，境外法院强调，“股东和监事登记册具有决定性”——由经公证的成员清册正本及监事清册正本证明，达伟为公司惟一注册股东及注册监事，自2013年1月以来持股1000股。该司登记的最初持有人为一家新加坡的专业企业服务公司“HKM”。

（境外法庭终审判决书截图）

不过，北京一法院对于胡兰递交的《股权买卖合同》《信托合同》的真实性给以质证。（因为此为终审，非终审判决，裁定书截图未能刊载）

广州一法院裁定书显示，“就《股权买卖合同》达伟认可其曾签订过股权买卖合同，但觉得签订的不一定是胡兰递交本院的该份文件。鉴于达伟无法就其主张存在其他股权买卖合同进行举证，现《股权买卖合同》经鉴别确由达伟所签，故可认定其真实性。”

“就《信托合同》其中达伟的签名确系达伟本人所签，尽管鉴别推论认定签字页与其他页并非一次产生，但达伟不能证明其签署空白文件的用途且其陈述的订立空白文件的位置与《信托合同》中达伟的签名位置不同。其实存在《信托合同》的两页不是一次产生的情形，但鉴于胡兰的解释具有合理智，故可认定《信托合同》的真实性。至于达伟提供的录音文件，亦不足以否定《信托合同》的真实性。”

可见，对证据的不同认定，最终造成两家法庭对权益归属迥然不同的裁定。

此外，伴随达伟在北京一法院再度提起上述，“新达公司归属实控”在境内仍将经历漫长的审判。不过在境外，因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庭已对胡兰下达了“禁诉令”，且驳回了其要求归还股权的诉求，并作出了生效的终审判决，胡兰已难以在境外法庭再度上述，且因为“拘捕令”的存在其或面临抵境即被民警拘捕的窘境。

（境外法庭逮捕令截图）

高氏家族“财富博弈”

再引“二代接班”热议

高家仁是我国变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创一代中的一位。

公开资料显示，高家仁1948年出生（现年76岁），在上世纪90年代已成功出海，在香港投资和创立公司，并促使公司在当地上市。高家仁所涉猎领域甚广，包含房地产、文化、保育等多行业，涉及项目也较为复杂。

随着商业版图的扩大，“高氏家族”跻身香港的华人富商家族行列，其子达伟永居香港。

此外，高家仁曾在1997年以居士身分为广东柏林寺捐赠百亿元人民币重修舍利塔，该塔于2006年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对于中国大陆的业务，高家仁开始急剧加快的时间不算早。2001年，高家仁53岁前后成立了嘉城兆业，并委任时年29岁的独子达伟兼任公司监事，共同经营管理公司。

以上海佘山风公园范围内的一宗稀缺低密宅地为起点之一，兄妹俩深入迈向中国地产界，并在上海、等地开发地产及商业项目。

天眼查显示，高家仁在国外有13家公司，其中存续企业8家，包括从文化大鳄张天晓手中竞购的(曾对外投资了传媒、科技、拍卖影业、展览等多类公司)、、等。

而在高氏家族的主要房地产主体公司“嘉城兆业”，天眼查显示，公司2001年创立，高家仁兼任法定代表人，达伟兼任监事。2008年达伟接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监事长职务，至2020年退出，同期其配偶王朝杰兼任监事。胡兰2006年入列监事备案名单，2008年退出，后又于2017年新进、2020年退出。

据知情人透漏，2012年高家仁因肾脏病病况严重，高氏家庭内部讨论了接班和股权出售事宜。当初达伟成为嘉城兆业母公司嘉城置地的惟一监事、新达公司的惟一股东和惟一监事。

“高家仁曾有过多段婚姻，达伟是其独子，为第一任丈夫所育。胡兰是高家仁第四任丈夫，二人1997年在马来西亚离婚，胡兰现拥有中国市民身分证和澳门永久性居住身分证。”

天眼查显示，胡兰在6家存续企业兼任股东(5家为投资公司，1家为科技公司)，另在3家未持股的存续企业兼任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为高氏家族企业)。

可见，“创一代”致富后，伴随财富和资源的积累，也会带来资产分配的困局。而当她们老去，假若困局的解决没有提早筹谋，则可能成为隐患。

实际上，“创一代老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尤其在A股公司里，数据显示，超4000家上市公司监事长的平均年纪已达到约55岁，其中年纪超60岁的监事长已有近万人，甚至有14位八旬奶奶仍在兼任监事长职务。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坦承，一些公司的监事长甚至领导层的年纪都偏大，这促使交班成为重大问题。

柏文喜表示，家族内弘扬和外聘职业总监人，各自用处。家族内弘扬方法有利于保持企业的稳定性和常年发展战略的连续性，有助于保持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一致性，降低因管理层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但前提是家族内的接班人熟悉企业管理营运、熟悉所在行业，在此基础上能够保持企业稳定性和经营连续性。”

柏文喜觉得，这也是为何一些企业会较早就将股权和经营权移交给二代，由于家族企业普遍是二代接班，这是弘扬中或早或晚的事情。较早培养和交接，既可以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遗产税风险，也可以将二代扶上马后“再送一程”，让企业经营更稳。

“但要注意，企业交班由于是实质性的权利让渡，可能会出现多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企业须要注意对冲突问题的解决和磨合，防治可能对公司营运和市场引起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