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集体生活，是可能的吗？

魏程琳

（复旦学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大学，副院长）

1作为新生活载体的中国式社区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最主要评判指标。从1980年中国推行变革开放起，我们用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现代化公路，具有压缩式现代化的特点，巨量农户进城，城市社区建设、市民生活状态也骤然发生变化。王德福的新书起名为《中国式社区》，意在突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城市社区不同于欧美、日韩等国家社区的奇特性——高密度围合式社区。市民间高生活关联和低社会关联，成为社区整治的一个基础结构。

自1998年住房制度变革起，中国房地产市场高歌猛进20余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莱州度的高层商品住宅成为我国城市住房的主要供给类型。大量农村人口入住城市社区，凸显出新住宅、新居民的双新水景。城市住宅格局、社会结构急剧重组，后者主要表现为经过城市更新的住宅和郊区新住宅成为居民实现高品质生活的主要空间，前者表现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也与欧美成熟的居民社会不同的变革社会形态。一定程度上，中国城市社区社会仍处于未定型未成熟的阶段，村民都在学习、适应过一种新型的“集体式”生活。这些新型集体生活，以市民房子不可联通、住宅互嵌、居民间共有众多公共空间为基础。无论是否意识到，村民都在一种集体生活结构之中，学会合作成为居民在新村过上美好生活的一项选修课。

2中国式社区的制度构架

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整治体制、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社区类型、社区事务和社区研究议程也有了新进展。

从整治结构看，传统的街居制转变为当下的社区制。街居制是一种与单位制紧密结合的社区管控模式，主要通过单位完成社区服务与管理事务。1998年我国推行住房制度变革以后，绝大多数单位制社区迅速转变为村民自治型社区，最主要的表现是原有单位中止提供一切社区物管服务，保安保洁人员被撤除，相当多的新村顿时身陷失序状态，至今仍有许多老旧新村未能实现物管自治，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无物管的老旧新村成为现代城市整治的难点和痛点。

社区制有两方面基本内涵：一是市民自主承当生活成本——以个人付费为基础的市场化物管成为市民生活质量好坏的关键；二是以市民自治为基础的社区社会建设成为重要目标。费孝通在2000年前后，强调城市市民自治应当是社区建设的方向。近些年来，学界围绕居委会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议程展开深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居委会行政化已成客观事实，基层政权建设成效显著，但社区社会建设尤其是群众自治能力建设仍显薄弱。为加强市民自治，学界和新政界提出以房子产权为基础的业委会建设，业委会把握新村整修基金的使用权和物管公司的聘用权，成为影响市民生活的新的重要组织。超乎预料的是，业委会权利缺少监督、业委会补选失控、业委会与物管公司深陷角力以及业委会成员假公济私等现象频发，严重损害市民权益。市民转而求救居两委，恳请居两委和政府部门帮忙化解业委会组织混乱、物业失序等困局。这说明，基于现代产权的住户自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间的限制和支撑条件有待深入研究。

王德福在书中创新性地提出社区整治的主辅结构，将居两委、业委会、物业公司以及社会组织等主体列入整治结构，明晰强调居两委处于主位，统筹、引领、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完成社区整治活动。主辅结构将学界常用的党建推动、多元整治、一核多元等概念推进和操作化，点破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阳台纸，为社区实务的改进提供思路。诸如，主辅结构中纵向组织间关系优化，一是要激活在职干部，推进“双报到”“亮明身分”制度，二是促进社区党组织与单位党组织衔接，突出关键少数的作用；而在横向关系优化上，一是借鉴上海“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经验，建立现有网格整治体系，提高协作效率，二是打通行政力量，将社区和街道作为综合执法的重点区域，打通最后一百米，重点解决社区内生制裁力量不足和社区公共约束力弱的问题，三是推动建立针对社区内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等行为的制裁机制。

3一地鸡毛还是活力有序？

21世纪以来，住户维权成为城市社会的重要政治现象。遗憾的是，这种集体行动并未转化为后续社区群众自治的资源。城市社区面临社会资本短缺带来的集体合作困局，村民因彼此间不熟悉而缺乏容忍，在各自为利益而战中容易出现零星冲突和集体冲突风波。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成为困惑群众生活的烦心事，直接影响市民生活的幸福感。为此，我们须要重新考量中国城市社区的属性和基础结构，有效促进市民产生合作，过上活力有序的集体生活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城市社区公共生活一地鸡毛的现象，王德福在书中提出“催化合作”的应对之策。催化合作是由关键少数的动员机制、公共规则的生产机制和应急搜救机制构成，致力提高和保障群众自发的合作能力，实现对社区大型公共事务的有效整治。催化合作的过程机制大致如下：一是建立社区积极分子的辨识和保护机制，主动储备和建设积极分子“资源库”，积极将退职低幼奶奶、社区精英、党员群体吸纳动员到整治结构中来；二是构建对业委会和业委会成员的日常监督、财务管理和卸任审计制度，同时建立牵制社区悲观分子的整治机制；三是建立社区社会公共规则生产机制，借助线上线下空间把社区公共事务转化为社区公共规则生产的机会；四是建立多主体协作化解困局的机制，比如联席大会制度、专题大会、茶话会等。在陌生化的城市社区，村民合作的达成缺少社会基础，有必要借助居两委组织、社会组织等主体，促进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到社区公共整治中来。

综观全书，王德福基于厚实的城市社区调查经验，直面中国社区整治的特殊性和西方理论的适用性等议程，提出了中国式社区、主辅结构、催化合作、人格化整治、培育积极分子等中观概念和具有实操性的工作理念，对于中国社区研究的本土化和社区实务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4社区整治研究的纵深

在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旧的深层次社区整治困局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新的社区空间和整治议程不断涌现，未来社区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

一是社区正义体系研究。社区正义是指社区范围内公共权力、资源、权力的获得、使用及分配是否公正可接受的问题，包括物管服务收费的公正性问题、业委会成员的权利和付出回报问题、社区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困局、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及利润分配问题、居民私人间的矛盾纠纷以及国家项目资源进社区的分配合理智等等。社区正义涉及正义的规则共识建构和正义的实现机制两个重要议程。当前城市社区整治体系失衡，突出地表现为少数的搭便车、公共规则的破坏分子难以遭到阻碍，大多数市民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策略，造成社区公共事务深陷窘境或持续恶化的状态。“为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是最基本的社区正义规则之一，理应成为社区保护积极分子、志愿者的基本准则。

但是，我们在社区调查中常常发觉，某些村民因对拆违新政、社区微改建方案不满，趁机渲染负面情绪，甚至在市民陌陌圈多次发布诽谤业委会书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信息。北京某新村业委会书记是离休央企员工，为市民服务尽心竭力，做派正直、不计回报，是难得的社区整治积极分子。他因某些村民的“风凉话”而信心失利，多次表示“寒心”，要辞去业委会书记一职。同样的情形出现在我们调查过的上海、扬州、武汉等多地城市社区之中。怎么既做好业委会权利监督和公共资源监管，又能保护整治积极分子，是社区正义研究复杂性的具体表现。

二是社区集体行动研究。不须要市民参与的社区整治大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高额物管收费的高端社区，一种是仍推行单位管理体制的某些社区，大概99%的社区都须要市民参与到社区整治之中，通过集体合作达到有序的公共生活。中国式社区不同于台湾、美国及亚洲的是，以高层和多层住宅为主，村民共同拥有和使用的空间多，须要市民间合作或共付成本的事情多，社区整治对集体行动的需求度高。诸如，老旧新村楼座改装扶梯，不但需要征求全体楼座市民的意见，还要征求全新村村民的意见，更要面临楼座市民公正平摊成本的困局。某些村民不同意改装扶梯的理由，不仅获益不均外，还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磨擦，或则是几六年前的单位结怨。“一把锁匙开一把锁”的人格化整治成为大型集体行动达成的关键机制。因此，在奥尔森、奥斯特罗姆、迈克·赫勒等人关于集体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怎么掌握中国式社区集体行动的条件、限制和实现机制，及其内涵的理论概念，亦是新时代城市社区研究的重要议程。

三是新型社区的整治研究。在城市发展中，众多类型的新社区急剧诞生，比如面对中高档人才的公寓型社区，与商业住房混和的类住宅社区，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住房社区以及企业经营的租赁住房社区。这种社区中的市民并不享有或不完全享受住宅所有权，其居住权益也受新政、租金等诱因影响。相应地，这种社区村民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度更高，对社区的容忍度更低。在以人才为基础的城市竞争中，具有高度流变性的新型社区怎样实现有效整治，同样是值得关注的新议程。据悉还有业委会制度建立、物业服务体系稳健化运行等众多现实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社区整治是国家整治的基石。社区整治直面每位市民的细碎生活，须要市民最低限度的合作参与。未来一个时期，怎么引导群众走向权责利平衡、善于合作、活力有序的社区整治格局，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议程。正如王德福同期出版的另一本著作的名子一样，我们期盼着社区整治“群众时代”的到来。